卫生间是当代生活最后一片净土 | 《告别的仪式》分享会精彩回顾（下）
萨特晚年疾病缠身之时，波伏瓦始终陪伴其左右，用真挚的笔触记录下萨特脆弱但真实的瞬间。这部作品，就是《告别的仪式》。
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
告别的仪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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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知识分子”萨特的临别肖像
波伏瓦与萨特的终极对谈
[法]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 著
孙凯 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2019年9月出版
ISBN：978-7-5327-7849-2
定价：75.00元
前天（9月28日）下午，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念、张闳两位教授，在科勒体验中心3楼举办科勒×译文读书会第三期“在一个物质世界创造人的生活：波伏瓦作品《告别的仪式》分享会”。
分享会席位一早售罄，线上直播也吸引了大批读者围观。两位学者从存在主义哲学、亲密关系、城市与公共生活等话题切入，为读者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对谈。
9月29日，译文君推送了《〈告别的仪式〉分享会精彩对谈记录（上）》（👈点击可跳转阅读），今天为大家带来《〈告别的仪式〉分享会精彩对谈记录（下）》。
波伏瓦作品《告别的仪式》分享会
精彩对谈记录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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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念
博士生导师
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
“病态是资本主义的本质”——当我们说“病态”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心里面设想了一个“常态”的标准。
存在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，我来描述一下。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战争的产物。萨特在战俘营里面，被当成一个奴隶和物件，被德军支使来、支使去。他发现自己不仅是一个物件，甚至是一个卑贱的物件，因为他体弱，视力又不好，还不如其他的战俘，所以他就是战俘里面最卑贱者。
受到生理因素的限制、成为一个物的状态下，他越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卑贱，同时还读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。后来他写了《存在与虚无》，成为战后一代人的圣经式的读物，因为那是他们共同的人生体验。存在主义者不可能、也根本没有可能体会到在我们生命所谓的“正常”、“小清新”、“小确幸”。他们就是一种死寂的状态，这是战争经验带来的。
这种个体经验，再加上城市化和工业化，导致他们反对资本主义，也使得他们对外部世界产生一种敌意。《告别的仪式》里，波伏瓦在谈话时一直在试图“袭击”萨特，他们到晚年还在玩这种语言游戏，成为一种彼此瓦解对方的力量。
比如说，波伏瓦就问萨特，你是不是有一种荣誉感？你是不是试图影响什么人？波伏瓦一而再，再而三问他这些问题。由于人类所谓的虚荣，我们需要给自我找到存在感。但存在主义者，恰恰是非常蔑视存在感。存在感是社会给他们的，社会身份什么的——她一直在试探萨特。
对于这种死寂的状态，我们要更加迂回的来看。确实，人与人之间彻底的了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说“他人即地狱”，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理解的，不可理解就是不可认识、不可厘清的，周围的隔膜像墙一样伫立着的。
意识到周遭的一切都是障碍，意识到他人世界的冰冷，意识到一切都很恶心，是让我厌恶的状态，这还不够。存在主义者远不止于此，他们背后有一种道德勇气。萨特认为存在主义者应该攀援障碍，人的存在就是越狱的过程。存在主义者越是把这个世界塑造得险恶、阴冷、宛如地狱的时候，就越有攀援这些障碍、进而超越这个世界的想法。
所以，存在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，不可能相信世界是美好的。世界越阴冷，反而越激起他的道德勇气，他背后有一种成为道德英雄的意愿。这个意愿是他深埋在他们内心的。
当然，这里所谓的“道德英雄”，和我们传统的——比如说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好品德、好品性——不太一样。存在主义者看上去是莫名其妙的，冷漠的。你看像加缪笔下主人公的那种冷漠：母亲死了，他也不知道哪天死的；不明不白杀了一个阿拉伯人，在法庭上自己也说不清楚……就是这样的。
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萨特介入政治的行为。萨特并没有觉得“我知识分子”、“我在号召你们”、“这个社会很糟，你们都需要我去拯救”。这不是他们介入政治的路径。因为他们的厌弃，他们唯一信任的就只有个人的力量，背后有一种他没有说出来的、潜藏着的“越是地狱，我越要成为道德英雄”的意愿。“他人即地狱”、社会冰冷残酷的认知，成为这个意愿成立的前提。
刚才我们还谈到语言的问题。对话是日常语言，它是有限的。但是萨特和波伏瓦，恰恰是要在这种有限的、充满歧义的日常语言里面探索。越是不可靠的日常语言，越是摇晃的东西，他们就越是要冲到它的内部，把这种不可能、歧义、隔阂，再挖得更深。但是，他们不是为了要获得什么结论，不是为了要确信什么东西，而是要伴随着这个对话的过程建立人与自我的关系。
他们本身是写作者，当然知道“语言是毒药”、“语言是陷阱”这些语言哲学的观点。他们的想法是，如果语言是毒药和陷阱的话，那我就把这个毒药吞下去、跳进这个陷阱。他们坚持一生所谓的对话，绝对不是我们日常语言里的相互试探：你对谁有好感，你在跟谁约会，你跟我讲讲和他约会的感受……不是这些。你们的徽章（注：指上海译文出版社向预购《告别的仪式》的读者赠送的纪念徽章）做得很好，那句话“人是言说的存在”，不说是会得抑郁症的。
但是社会上存在很多复杂的关系，导致我们不能说、不可说。比如在同事关系里，我们不可能跟同事完全袒露内心的想法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办公室里面充满了利益的冲突。在竞争性的社会关系里，我们首先要自保，怎么可能在一个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里，对他人谈论自己真实的想法？
好在我们还有一种维度，虽然社会让我们都戴着面具——所谓的面具就是当然就是社会身份——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更加本真的存在，那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。那么，我们在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里面，可否做到坦诚？
所以，萨特要在物质的世界中创造人的哲学——这是他的原话。我认为，还要在物质的世界中创造人的生活。就像这种亲密关系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完全效仿他们建立开放式伴侣关系——这完全没有必要——而是说我们可以效仿他们关系里面人人都能把握的、人人都能上手的维度。比如，在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里，交谈是很重要的，这种对话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练习。我们和爱人的坦诚对话，它牵涉到人与自我关系的建立。这是我们可以效仿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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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闳
作家、文化批评家
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
亲密关系这个话题，如果让我来讨论，大家听了大概会感觉很沮丧。
亲密关系里有那么多阴谋。席勒有一部作品就叫《阴谋和爱情》，爱情常常像一场阴谋一样的。我刚才路过人民公园相亲角，那个空间里有多少隔膜，但它的存在却是为了“爱”，为了“交往”。在这么一个冷漠的城市里面，这里充斥着对亲密关系的焦虑和渴望。虽然这种焦虑和渴望，跟主体本身没有关系，在相亲角，主体是缺席的，一切都是“父母们的阴谋”。
我们在这个城市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常常是“缺席的存在”，是不在场的东西。我们每天去上班，跟公司打交道，看上去时刻在场，其实依然是缺席的状态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公司或者单位里一个被异化的他者。
甚至，不仅仅是建立亲密关系，现代人连建立自我的时间和空间都很缺乏。有人说过，“卫生间是我们的教堂”，因为卫生间别人不能随便进入，是我们独自拥有的小世界，是我们唯一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刻。这个偌大的世界，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和空间是如此匮乏、逼仄，以至于单独自我的时空退缩到卫生间的马桶上，几乎没有了。那么，存在实际上就是虚无了。
说到城市，现在的巴黎，也不再试当年萨特和波伏瓦的巴黎。萨特他们经常去巴黎以外的城市旅游，包括到威尼斯那些地方，并不是说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刻意追求那些生活方式，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。他们坐在那里聊天，谈论的就是书里面写的事情。
巴黎这样的城市、这样的文化，塑造了这样的人。虽然说萨特是“巴黎的叛徒”，但只有巴黎这样的城市，才能容纳这样一种反叛者，他是这个城市的灵魂。没有这些人，我们到巴黎看埃菲尔铁塔，有什么可看呢？知识分子跟城市是共生的关系，巴黎的城市空间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，让他们得以享受这种生活方式。
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为了谈什么事情才见面。我们在星巴克跟客户谈生意，这是事务性的交往。巴黎左岸很多咖啡馆，却能提供一种精神生活。这种精神生活排除了那些事务性的东西，可能就坐在那儿发呆，或者我们几个老朋友就坐在那里随便聊聊。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给我们的精神留下充足的空间，而谈话更进一步地开辟出话语空间。
萨特在《存在与虚无》里面对闲谈有一点排斥。没有意义谈论的闲话，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但是，与我们每个人的感受相关联的散漫性的谈论，才使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成为可能。
法国哲学，尤其是20世纪法国哲学，与德国哲学不太一样。德国哲学是什么？是海德格尔一个人黑森林小路上散步，在那里反复思索，森林、大地、天空……法国哲学是咖啡馆哲学，甚至是行动的哲学。比如萨特今天在那边写一些哲学的东西，明天可能就去演讲、签名等等。他的这个“哲学”，和日常生活、行动、周遭世界密切相关，这就让看上去跟精神性没有关联的日常生活，包括他的行动，转变成一种精神性的生活。
法国“68一代”精神世界的构建，并不是在书斋里面完成的，而是在街头行动，在咖啡馆，在彼此日常的社会生活，甚至包括他们的恋爱。存在主义哲学的强大之处，就是它把颓废、无聊也变成一个哲学概念，也就使得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那些感受，那些心理状态或者一闪而过的念头转化为哲学，转化为一种实践性的行动。
至于你刚才讲到的，他们的“自我搏斗”、“成为道德英雄”，需要加以澄清，否则很容易误解。萨特没有直接参与塑造这个观念，他写的是很颓废的内容。是加缪用西西弗斯神话来面对荒谬，完成了这个任务。荒谬本身无法靠理性来克服，但是勇气——后来神学家把它总结为存在的勇气——面向存在的勇气，这样一种对荒诞的担当，本身就是道德的尺度，虽然我不一定完全同意，但是它实际上很有力量。尤其对一般的日常生活而言，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。对荒诞、对虚无，甚至绝望的局面的担当，而不是说由一个外在的道德尺度来赋予我们价值，这就是存在主义企图塑造的道德勇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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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念
博士生导师
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
对，我们日常生活中有那种很“丧”的感觉，觉得自己一无所有。存在主义试图把“丧”转化为面对荒谬的道德勇气。
我们谈到了人和世界的关系。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变态，存在主义者的回答是我要比你更变态。萨特是资产阶级的敌人，但首先他也是资产阶级的产物。反对资产阶级，反对布尔乔亚，反对所有一切的规矩，才可以回击你的变态。
资本主义还有个产物叫城市。城市是什么？城市是一个陌生人聚集的地方。我去一个叫城市的地方生活，肯定带有一些明显的意愿，比如我可以享受好的服务、我的居住条件可能会变好、衣食住行品质可能会更高。但是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意愿，就是和陌生人聚在一起共同生活：我们既没有血缘关系，也不认识彼此，但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。
城市不是一个既定的物理空间，也不是是物理条件的集合。在城市里，我们一群陌生人如何共同生活聚在一起？我们必须有公共生活的维度：在一起言说，不是为了谈项目，不是为了具体的、有目的的事务。
这种言说活动，在强调行动的存在主义者那里，成为了一种日常习惯。我们在交流和交谈的话语行动中开辟了一个空间。这不是一个现成的物理空间，而是精神的联结。不是因为有了书店，我们才要聚在一起，而是因为我们要阅读，我们才在书店这样一个地方联结。哪怕没有一个现成空间让我们像现在这样交谈，但我们随便在哪里，只要我们有言说的行动，都可以开辟这个话语空间。
人天然有这种倾向，就是在物质世界里面过人的生活，它是无形的、在空气中看不到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有这种冲动，所以我们聚在一起说话；因为我们的言说，所以才有一个叫城市的空间。
《告别的仪式》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。中国读者长期以来对萨特有一种误解，就是把萨特放在我们的政治谱系里理解“左派”立场。通过波伏瓦的谈话，我们发现萨特的“左派”不是一个简单的、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。因为在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面，他要批判那个敌人，他得想像一个社会形态作为批判他的生活世界的武器。他对于这个“武器”的态度就在于批判生活世界，只要能为我所用就可以了。
比如，你看他对物质的态度。萨特有十块钱，一定会花掉或借出十一块钱，就连波伏瓦都看不过去。波伏瓦还有点布尔乔亚，但萨特却可以忍受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。萨特拒绝养生，一辈子就喜欢吃一种食品，叫沙丁罐头——什么水果、蔬菜、沙拉。他说那是假的；一年四季就穿一件夹克。
他们两个人还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。东欧、苏联来逃难的知识分子，萨特全部要招待，结果就是他永远没什么积蓄。如果有人问他，你那么多版税都到哪里去了？他会说，我要养很多人，养很多女性朋友。再比如，文学青年在巴黎没钱了，肯定要去找萨特老师，跟他说：你是左派，你得帮我，萨特就真的会给钱。他其实没有必要营救这些受政治迫害的人，他又不是体制内的人，完全可以拒绝的一切。
所以，萨特的“左派”不是我们语境里的概念。他完全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，建立人和写作、生活、城市、世界的关系，他们共同建设了一个陌生人共同生活的状态。
我们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，它仅仅是物理空间吗？这个城市里的人，如何在物质世界过人的生活？我不相信我们两千多万人的城市，可以不去思考想这个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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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闳
作家、文化批评家
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
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，心里是有抵触的。前面说了，这些年来我对他有一些反感。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，作为一个哲学家，写过《恶心》，写过《辩证理性批判》的人，萨特在很多问题上有非常愚蠢的判断，那么我觉得他的价值、判断力，就很可疑，乃至于他的哲学都很可疑——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看这本书的。甚至，我还想，波伏瓦是萨特的伴侣、女友，有没有可能对他有一些刻意的掩饰。
但是，在阅读的过程当中，我意识到波伏瓦的表达力确实很强，慢慢看下去以后，我已经有一点理解他了。他这个人很奇怪，好像谁找他签名他都签，波伏瓦对他的这种行为也有点烦。他就觉得，人家要求他签名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他就签了。他其实是在塑造一种“新知识分子”的形象，这样的知识分子，乃至今天在世界上都还是未成型的。
我们现在讲的“知识分子”，通常是有某些专长、有很多知识、做很深的学问等等。如果把它放到整个法国思想文化的谱系里面去看，其实从雨果开始，波德莱尔、左拉乃至于巴尔扎克，一直到萨特，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传统。这些知识分子，我觉得有点像马克思所塑造出来的那种“无产阶级”形象。萨特过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生活，他没有产业、没有房子、没有家庭，就是一个“四无中年”，甚至连职位都没有——不像福柯他们，好歹还是教授——最后只有一个墓地。
为什么他要过这样一种生活？他在书里讲过一句话：违法就是我的哲学。这里的“违法”不是偷东西、抢劫的那种违法，而是要脱离既有的秩序。他要树立“新知识分子”的形象，就不能依附于任何产业、土地、资本，甚至连学术机构都不依附。他能做到这一点，并不因为他有钱或者有地位。他做的这些事，原来那些有钱有闲的贵族也可以做到，但他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努力。
另外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天天坐在家里读读书、想想事情。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行动者——萨特的写作就是他的行动，言说就是他的行动。所以我们看到萨特很活跃，越南、中国、阿尔及利亚，所有的事情他都要参与，还要发表言论，而且是发表和别人不同的言论。
他的这些言论，很可能是错误的，但是就连错误他也不在意，这很有意思。知识本身是要追求正确，右派就是要追求正确了，所以说他是左派嘛，他不追求这些东西。当然，现在的西方左派也变质了，追求“政治正确”，这就跟萨特的理念背道而驰了。萨特就是要“违法”，要不断的破除任何确定的、稳定的秩序。
于是，萨特以一种“新知识分子”形象塑造了知识界的无产阶级。但是这里又有个矛盾，因为他强调了个体作为自由离子的力量，不可能建立一个知识分子群体，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，只能在政治空间里不断地骚扰，像游击队一样的。那么，萨特就是“游击队长”了，所以世界各地的“游击分子”都跑去找他，找到了他，就找到了“组织”。
但是他自己也知道，这是很危险的。这种自由离子的状态，和知识阶层通过言说和书写的力量来实现的政治和社会的冲击力，怎样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者隔阂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。
（完）
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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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知识分子”萨特的临别肖像
波伏瓦与萨特的终极对谈
[法]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 著
孙凯 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2019年9月出版
ISBN：978-7-5327-7849-2
定价：75.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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